香港二樓書店 > 沒有小孩的她們：一段女性抉擇生與不生的歷史

序言

為什麼我們不想生？

　　大部分對女性不生小孩的解釋集中在個人決定上：她想生小孩但不認為自己養得起；她長期以來太挑剔而沒找到伴侶，結果搞到太遲。或者她不想長大，不想把生活過好，像父母一樣相信生小孩後能一切順利、勇度難關；她選擇職業、買房、存退休金，而放棄生小孩。又或者她就是不願撇開眼前危機（政治的、環保的、經濟的，隨你挑）選擇希望。我們跟自己說，這些女人不做母親，因為她們選擇不成為母親。我們也跟自己說，如果她們想要小孩，早就會做別的選擇。

　　如果我們真的這樣想，那我們就能得到原諒。在美國，選擇是自由的同義詞，在〈羅伊訴韋德案〉的協同意見書裡，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．斯圖爾特（Potter Stewart）寫道：「個人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有選擇的自由。」並判斷選擇墮胎也是是第十四條修正案保護的自由之一。從那之後，「選擇」一詞便是進步女性運動的口號，也成為墮胎的同義詞，很精準為一個對個人自由情有獨鍾的社會定調。一九七?年代，重要而具爭議性的女性主義者蘇珊．布朗米勒（Susan Brownmiller），曾寫下一段知名的話，提及是選擇的理念「催生」第二波女性主義。無論是墮胎的選擇，職業與家庭間的選擇，或不生小孩的選擇，這些選擇都是具體的，我們不需要在女性得選擇或必須生育後代的世界裡，做出任何更大、更模糊也更艱難的改變。事實上，用「選擇」角度來界定女性主義的訴求，與美國夢中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理想相當契合。各種人生、自由和快樂的道路就鋪在每一位美國人眼前，他們只需要綁好鞋帶，踏上最喜歡的路就好。因此在今日，這種顯而易見的選擇自由，讓任何個體對母職或非母職的決定都像特意為之。

　　在我們歷史上將非母職（non-motherhood）界定為刻意的選擇，對那些視不生育為異常的人來說，也是個有用的武器。那些女性能變成母親，但卻沒有，所以她們應該受到我們蔑視。當然，不孕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，不孕通常牽涉到渴望成為母親卻沒辦法生的女性。她們想必認同母職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規範。也因如此，傑出的美國政治家和思想家想破腦袋，嘗試區分不孕和選擇不生的女人、區分如果允許會選擇母職，和可以成為母親卻不想當的女人。一九?五年，戴著眼鏡的狄奧多．羅斯福（Theodore Roosevelt）告訴全國母親代表大會（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）：「許多良善之人被否定擁有孩子的最高幸福……對這些女性……我們深感尊敬和同情。」該組織現在被稱為「家長教師聯合會」（Parent-Teacher Association），或簡稱PTA。但選擇退出母職的女人是「不討喜的生物」，猶如「無酵餅」般對社會無益，是「現代生活中最令人不愉快且不健康的特色之一。」換句話說，有問題的不僅是一位沒有實踐母職的女性，更是她不成為母親的選擇。

　　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，人工生殖技術如試管嬰兒的發明，讓區別「不孕」與「不想生」的天差地遠變得不再必要。儘管在過去與現在，生育治療都超越大部分人允許的經濟範圍，試管嬰兒的成功率變化也很大，但它的存在本身以及環繞它建立起的價值數十億美金全球產業，讓人覺得不孕症彷彿已經被治癒。我們的社會相信女人能隨心所欲地選擇避免、結束或開啟懷孕階段，即便這些選擇在道德上並不完全被容忍。任何沒生育的女性一定是自己選擇了這種人生。

　　從經驗、邏輯和傳聞來判斷，我們知道這根本不是事實。最晚從一九九四年開始，有色人種女性主義者就已指出用「選擇」作為框架的不足。當時，一群黑人女性領袖、學者和社運分子提出「生育正義」（reproductive justice）的概念，以取代選擇。「選擇」一詞隱含做出選擇的行動者，但長期以來，許多美國女性被否定擁有這個地位。被奴役的女性不能合法擁有自己的身體，更別說為自己的生育做決定。在二十世紀，實施吉姆．克勞法的南方州，設立特定用來限制黑人出生率的公共資助避孕診所。到了一九六?、七?年代，南方醫生對黑人女性執行強制絕育手術之頻繁，讓民權運動人士芬妮．露．哈默（Fannie Lou Hamer）將那種手術形容為「密西西比闌尾切除術」（Mississippi appendectomy）。一九七?年代，印第安衛生局被指控在未經同意情況下，為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女性施行絕育。但這不是古老歷史，在二?二?年秋天，一名吹哨者聲稱喬治亞州一處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（U.S.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，縮寫為ICE）開設的營利收容所，會對移民女性執行強制絕育手術。而在許多案例裡，那些移民女性既未表達同意，也不懂足夠的英文來瞭解自己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　　密西西比生育自由基金會的執行總監蘿莉．貝特倫．羅伯茲（Laurie Bertram Roberts）日前解釋道，「生育正義」是「生小孩、不生小孩，或有能力在合乎基本需求的穩定安全環境下，養育家庭的人權。」重點並不在墮胎，不在生不生小孩的選擇，而是在做出選擇的條件，以及任何被生下孩子得到的養育條件。正確的問題可能不是「為什麼美國女人不生小孩？」而是「女人還必須做出其他哪些決定而影響到生育選擇？她們是在什麼條件下做出這些決定？」或者更簡單的問題也許是：她們怎麼可能生？對許多年輕女性而言，即便是那些沒經歷過強制絕育暴力的女性，她們必須做生育選擇的條件如此有限，以至於她們根本不覺得有選擇。

　　數字會說話。過去四十年來，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（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）的研究持續發現，很少有女性願意將自己標記為「自願無子女」（voluntarily childless）。二?一七年，這樣的女性佔百分之六，稍高於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四．九。另一名研究者發現，百分之五左右的女性認同自己為「非自願無子女」（involuntarily childless），這通常意味著她們想要小孩，但被不孕所困。對其餘我們，也就是沒有生育的大多數人而言，我們沒有成為母親是經過一系列有時無關、但其實又和生育息息相關的決定，緩慢而間接地造成。像是回學校取得研究所學歷和改變職業；三十五歲時離開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；在無法提供家庭支持網絡的地方找到工作；堅持尋找一位比起你還能讓自己快樂的伴侶；認真考慮下一代人們有生之年會出現的氣候災難、火災、洪水和暴風。在一些案例中，無論是無帶薪育嬰假的工作、日間托育的高昂花費、我們驚人的學貸還款額、或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擁有房子，以及希望退休需做的仔細計算，都由不得我們決定。我們之中有人嘗試透過生育藥物、人工授精或試管嬰兒來懷孕，但在整個流程變得太貴或體力無法負荷時決定喊停，因而活在選擇不生和無法生之間的灰色地帶。我們是某位學者說的「永遠的拖延者」（perpetual postponers），如果我們的生活走向另一個方向、我們身處社會有所不同，那我們這些女性就有可能成為母親。但當生理時鐘在午夜敲響、狂歡不眠之夜的吸引力褪去，或當懷孕變得稍微有意義時，我們年邁的雙親已經開始需要被照顧。

　　要解釋個體和群體不生育很複雜。那不只源於經濟，或者自私、享樂式的歡愉，或不孕症的悲傷。對我們某些人來說，答案是全部，而且還有更多更多。現今社會缺乏支持，讓親職成為個人沉重孤獨的課題。經濟壓力迫使我們將職業和收入優先置於任何事之上。我們恐懼在人類已盡其所能破壞環境、不斷呻吟的地球上養育小孩，害怕會創造另一個人來幫助毀滅。我們有些人想要的人生沒有空間容納小孩，那種人生要求我們以其他方式花費剩餘的時間、精力和愛。

　　這些都是老生常談。歷史上有很多極度想要小孩、對生育態度模稜兩可、因為沒生育而得到自由，或者無論如何從來都不生的女人。在今天我們擁有的高效避孕藥出現很久以前，在女性主義理論開始在母性和女性（womanhood）間拓展出空間很久以前，這些女性就不生孩子了。在我們努力建設生活、苦苦思索是否適合生育孩子的過程中，我們是自己身處歷史時刻的結晶，是這星球賦予我們短短生命時間禮物的成果。但歷史也告訴我們，我們並不孤單。

　　我從封城早期，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開始寫這本書。當時學校和日間托育關閉，大家庭支持系統斷絕，人們無法接觸到朋友。父母和調皮搗蛋的學步孩童、無聊的小學生，還有悶悶不樂的青少年在相同的四面牆壁中共處與工作。某種程度上來說，父母和非父母的鴻溝變得比以前更大。尤其，母親承擔封城之下絕大多數孩童的照顧和虛擬學校教育責任，她們和沒生育的女性經驗差異延展如此之遠，讓兩者之前擁有的最後一項共通點面臨斷裂威脅。對許多母親而言，沒有小孩的朋友訴說有關在家裡無聊的烘焙、做瑜珈和在網飛追劇的經歷，不但讓人無法瞭解，還引人憤怒。而對沒有生育的女性來說，封城早期幾個月感覺起來像是自我確認。一名女性在推特上寫道：「我選擇不生小孩是有原因的，儘管疫情期間被關在家好幾周不是明確的原因，但也相去不遠了。」

　　美國的母職危機當然不是病毒的產物。新冠肺炎只是暴露有孩子與沒孩子的兩種女性早就知道的事：儘管我們都被期待要成為母親，一旦我們做了，卻得不到多少支持。小兒科診所只在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九點到五點間看診。美國的學校在兩、三點放學，即便在二十一世紀最人道的工作日，放學時間都比下班時間早好幾個小時。在美國某些地區，日間托育或學齡前教育的花費幾乎是一份全職專業薪水，而孩子不僅每天都要餵，一天還得餵好幾次。總是有人得折洗好的衣服、準備每個人的午餐便當、預定課後活動和夏令營、幫忙寫家庭作業、準時赴醫生的約，還有花費寶貴的帶薪休假時間，留在家裡照顧生病的小孩。在我們的社會中，養育子女需要傾注時間、金錢和精力到從未發揮作用的系統漏洞中，而那些系統往往一開始就沒有被建立。

　　近幾年來，所謂的媽咪戰爭點燃母親間的戰火，她們對如何「正確」擔任父母表達強烈歧見。要自然分娩還是無痛分娩？親自哺乳還是奶瓶餵哺？要當全職母親還是送小孩去日間托育？要一起睡還是訓練獨立睡？要不要打疫苗？還有你的小孩到底該不該在十月的喬氏超市（Trader Joes）停車場穿外套？我們應該指出，這些論辯大部分還是個別母親能夠控制的事。媽咪戰爭並沒有在無法控制的更廣大區域開闢戰場，像是日間托育和健保花費、集體缺少的帶薪產假，或在職場上降低有生育女性的薪水這種變相的母職懲罰。這麼講其實是有道理的。美國的母親注定會在大事上失敗，難怪她們要為了日常小事錙銖必較。即便女性成為一名母親，完成社會對妳的角色要求後，妳仍舊無法勝利。

　　當然沒生小孩不是什麼新鮮事，但在其他地域或時代，撫育孩子的雙手與心不必然，或說獨屬於生下他們的那個人。在其他時空，養育下一代必須承擔的風險、負擔的責任和得到的報酬，往往是由社群共享。這個社群包括沒有生育的女性以及小孩的生母。今日，在缺乏社區、社會、機構或任何支持的情況下，生育小孩被簡化成個人是否有意願承擔責任和風險的行動。親職使我們疲於奔命，但我們又被要求要獨立作業，或者更粗淺一點說，我們只能仰賴自己的銀行戶頭和少少的東西。默許和認可這件事的回報是一肩扛起獨自照顧孩子的責任，而不這麼做的懲罰，則是在孩子人生中幾乎不受到認可。

　　然而歷史告訴我們，事情並不需要如此。從十一世紀的修女到十九世紀支持女性選舉權的人士，從二十世紀的環保人士到黑人和原住民女性主義者，長久以來不同女性的存在一直跟我們說著，支持母親和恢復沒生育女性的社會價值是一體兩面。也許是到了我們該傾聽的時候。